我们的吴校长
——忆延安通信学校校长吴泽光同志
□ 柳仁甫
【作者简介】柳仁甫，上海市人，1919年生。1936年加入红军。1937年加入共产党，同年入军委通校学习。毕业后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务员，后又回到延安任三局一分队、五分队报务主任、军委通校教员、班主任。后历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电台组长、军委集中台总领班、晋绥通校及华北电专教务主任、军委工校大队长、校办公室主任、通信部训练部长、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训练部长等职。现离休。
1936年8月下旬，我和钱松甫同志到保安吴家沟门通校报到，参加第7期甲班的学习。我们必须等待第5期同学在9月1日毕业离校了，才能搬入他们的窑洞开始接受训练。我们暂时住进了校部。
校部设在一口不到20平方米的方形石窑里。它是学校首长、全体教员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唯一处所。除了政治委员曾三同志住了一个高铺和铺前有一张狭小的桌子外，其他人都睡在地下门板上。我们两人就挤在政委床铺旁边的地铺上。
所有的技术教员都是在西北被我军“解放”过来的电台人员，他们全都不安心在红军中工作。我发现了其中有一位五短身材、宽脸庞的广东人，最多20多岁，他目光炯炯，一副坚毅神态，显得与众不同。其他教员沉默地坐在地铺上，只有他忙着写什么、看什么。别人称他“吴校长”，我才知道他是通校校长吴泽光。
有一天，一位姓吴的教员手里拿着他父亲的照片，边看边哭：“可怜的爸爸啊，您年纪那么大了，不孝孩儿不能在跟前侍奉你呀！呜……呜……。”正当我们茫然不解时，曾三政委猛击一下桌子，大声喝道：“你吴尚南可以为马鸿逵卖命，为什么不能给共产党干！”吴教员当下老实了，其他教员或惊慌，或默然，吴校长则毫不动容，继续干他的事。不久，这位吴教员被调离苏区。但是校长是怎样一个人呢？在最后几天里，从吴校长和曾政委以及王诤局长相处中，他是那么坦率，谈笑风生，给我印象是：校长是不同于其他技术教员的那种人！
9月1日，第5期同学毕业，他们背起背包，唱着歌离开了他们的窑洞，走上了工作岗位。我们第7期甲班的新生，随即住进这口窑洞，开始了我们的学习生活。
所有教员，虽然不安心于苏区的工作和生活，但在教学工作上都是负责、勤恳的，或许他们是把离开红军的希望，寄托在自己较好的表现中了。
吴校长有副发音准确，优美而洪亮的嗓子。他一定深深懂得，在这学习紧张、生活艰苦的条件下，聚集了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，必须活跃我们的精神生活，而唱革命歌曲，将能激发我们的革命斗争意志。他当了我们的“唱歌教员”，到时，全校学员集合了队伍，校长拿着一张歌曲，贴在墙上，然后笑咪咪地给大家讲解歌词内容，一句一句教大家唱，不时纠正大家唱得不对的地方。
校长嗓音很好，发音准确。有些新歌是国统区传进苏区的进步歌曲，他都是先自己唱会了才教我们的，可见他的识谱水平是很高的。他打拍子的姿势，总是用一只右臂，捏紧了拳没有教过别人唱歌。
校长教歌非常认真，一丝不苟，再调皮的同学也不敢马虎。当教到激昂的段落时，他神情激奋，双目圆睁，右臂也指挥得更有劲了，就这样感染了大家，认真学唱。通校的歌唱得好，是有名的。全校同志到保安参加大会，会场上没有比我们学校唱得那么嘹亮整齐有力的，每次都是被“啦”的单位。重视唱歌，唱歌成了通校学员课外的一门课，这一传统一直保持了很久。
开学的课程是收报、英文、电学、政治，校长担任我们的电学课教员。电学这门课虽然只能学习极简单的知识，但我们大都成长、生活在落后的农村，多数人文化程度很低，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知识，学校里又没有一件示教模型，怎样接受“电”的抽象概念，这是极大的困难。上课了，校长捡了一根树枝，进入了我们的宿舍又是课堂的窑洞里。我们没有课本，就凭听讲。熏黑了的窑洞墙壁代替了黑板，树枝代替粉笔。电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校长讲的，只有相信。可电子间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道理，太难理解了。用物理现象也难讲，只能用男女关系作比喻来解说。他形象风趣地说：汉子和汉子，婆姨和婆姨，总是成不了对的；汉子和婆姨，总要互相多看几眼，为什么？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。这样，大家懂得了些，也不会忘记。要我们这些红军青年接受电的科学概念，当教员的该费多大心思呀！
收报课到达一定进度，我们开始学习发报。发报手法很重要，基础一定要打好。当时，我们没有低频振荡器可供多人练习，每班只有一个蜂鸣器，供收报课中教员使用，我们只能在课余时间轮流练习，其他同志按着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练习。
校长十分重视我们的发报手法，他经常利用晚上休息转悠到我们班上来。我们都十分高兴校长指导我们练习发报。我们轮着发一段报文，请他评判自己手法上的缺点，以便改进。他对每个同学的手法都仔细地听，然后，慈祥而又认真地，像对待小孩那样用形象而通俗的语言讲评，既给予鼓励，又指出克服缺点的方法，最后又作示范，教授他的发报手法。大家对校长给予自己的指导心悦诚服，全都觉得有出自内心的欢欣。有时，住在隔壁的乙班同学，也参加进来，要求校长指点，他同样耐心地评论指导。
漂亮的手法，在我军电台的报务人员中不是很多的。据我后来的观察、比较，吴泽光校长的手法，可以说正规得无可挑剔，应该说无出其右者，无论点划、间隔，都接近于机械发报的水平。他在发报示范中，经常用“口码”（用口腔发声模拟手法）给大家示范，要我们在心里具有正规手法的根本印象，我称之为“心码”。我用自己的观念来说，手法和心码有极大关系。
1941年，我在通校15期当教员。15期有两个队，是属同一教学进度的。在重新按收报进度编队之前，由吴校长在一个特大的教室中，亲自会考，一百几十个同学“整装以待”，迎接校长的统一考试。全校的收发报教员，站在四周。校长那严肃而认真的姿态，感染了大家。那时我们已有了低频振荡器，声音宏亮优美。校长的手法，我们听了，真是一种享受，谁都从心中感到佩服。
吴校长对待自己发报手法的态度，可以说像名演员对待自己的表演艺术一样，是那么严谨、负责，一丝不苟。
不久，全校向延安转移。曾三政委调到西安工作去了，吴校长率领全校同志出发上路。在3天的行军途中，校长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他身穿黑布军大衣，大衣里背一个布包，显得臀部老是鼓得高高的，跨着矫健的步子，领着大家前进。在路上，我们看到三局有些老资格的技术干部，是骑着马的。吴校长是不是没有马骑呢？我想不是的，看他的劲头也不是。
队伍快临近延安北关了。北关外有红军大学的学生们列队路旁，不知是迎接哪位首长。到延安了，我们心情激动，行军疲劳也消失了。忽然，吴校长起声带领我们唱歌，我们伴着行军步伐，也随着吴校长边走边挥动的手臂，齐声唱着雄壮的歌曲，进了延安城。路旁的抗大同志们，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并鼓励了我们。
到了延安，我们的住房条件比保安好多了，也有了一个简陋的篮球场。
听同学们讲过，中央在瓦窑堡时，机关、学校、部队曾开过一个运动会，通校当然参加了。吴校长在田径赛中得了第一名。他个子矮，动作敏捷，两臂摆动快，脚步也快。我想，这当然是他得冠军的有利因素，但更重要的一点，是他每干一件事，都有那么一股必须干成的决心和拼命劲头。这“拼命劲头”是体现他个性的重要方面。他常打篮球，在生活上是普通一兵，在球场上同样是普通一兵，但在胜负上从不谦让，从不饶人，当仁不让，胜了是争得的，输了把帽子狠狠一抓，摔在地上，现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。
我们是毕业班，全班7个人，学习生活是紧张的，彼此是团结友爱的。对于敬爱的校长，我们在课余也偶尔议论。有一天，大家边削铅笔边议论，都说校长削的铅笔最特别了。他削的部分短的可笑。正在这时，门旁伸进了一枝削得短短的铅笔，随即消失了。我们赶紧出门，发现正是校长拿着一支铅笔，边走边笑嘻嘻地回头看着我们，我们全班同志也都会心地笑了起来。
校长的英文字体不是连写的，一个个都很清楚，但很特别。我想这是他从事报务工作抄收英文而自己创造出来的字体，但他从没主张在教学工作中将它推广。校长的英文阅读水平是很高的，不过，听他的会话挺别扭。据说他是完全靠自修成“才”的，所以，一会话就“走调”了。有一天，延安城里开大会，一位美国朋友讲话，我们当然一句也听不懂，而校长则全神贯注地听着，不放过一句。吴校长从来是十分好学的，这样难得的机会，那里会放过？
在延安凤凰山城隍庙里，第7期甲班学习结束了，共学了6个月，比过去历届要长些，在校长主持下，有主任教员贾鹤龄和我们参加。在我们每个人填写的表格上，由校长，教员签了名，表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可能这是陕北通校在毕业班工作上的第一次吧！
学校还为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。说是“典礼”，其实按正规要求，是谈不上的。主要的是吴校长讲了话。哎呀！在我入学后，吴校长在全校讲话，可是第一次哩。他没有稿子，但显得那么腼腆，又那么高兴，他说我们学校又孵出了几只小鸡，还三言两语地提出了对我们的期望。他丝毫没有一个学校首长通常在这种场合讲话时的气魄和风度，却充分表达了一位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，一个伟大的母亲，一只孵出后代的母鸡，在他的儿女将能独立觅食、独立生活时所感到的慰藉、喜悦和由衷的期望。
1941年，我奉命调通信学校15期一队任班主任，教学工作由教务主任孟贵民同志负责领导。吴校长仍不时了解各队工作情况，要求通报必须按学员组为单位，在教员参予指导下进行。所以，全校收发报教员几乎全部参加。吴校长毫不特殊，和教员一样按时前来参加一个组的通报教学，通报课完毕，还向我交待学员情况和应注意的问题。
吴校长在校风的遵守、生活、劳动上的模范作用，在我军学校首长中，也是罕见的。
学校整顿军容风纪中有一条，每天第一次遇到比自己职务高的干部，必须主动行军礼。这在学员中，在不少干部中，都不习惯，我也一样。但吴校长自我执行得十分严格。全校师生员工都是他的下级。有一次我在路上和他相遇了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向我行了举手礼，我闹了个大红脸，而校长则笑笑走了，我感到很羞愧。他平日总是军容整齐，虽然军衣破旧了，甚至不够干净。
学校为了自力更生改善生活，种了一些菜。由延河的上游挖了一道渠，通到下游河边，可以灌溉菜地。大部分都挖好了，只有中间一小段有一块很大、入地很深的石头啃不动，暂时停工。有一天中年，太阳很毒，我看见有一个人用镢头在埋头“啃”那石头。是谁呢？走近了才看清，原来是校长一个人在挖掘。
通信学校在保安时，已经有了自己的校歌，歌词较短，曲调好像是移用苏联的革命歌曲。抗战开始后，形势发展了，通校规模不同于以前了，学员中知识分子成分大大增加了，非常需要新的校歌。学校本身没有音乐家，据汤翰章同志回忆，是他陪同吴校长专程到延安请教了吕骥同志。吕骥同志给他们讲解了制作校歌词曲的基本要求和方法，鼓励他们大胆实践。原来准备两人全力创作，但由于人为的原因，汤翰章同志不久就被迫停止了工作，创作校歌的重任，只好由吴校长独自承担了。在创作期间，很多同志都看到，吴校长或在晨曦初露之时，或在明月当空之际，在那窑洞前时而于行进中纵情吟唱，时而停步低头凝思，反反复复，旁若无人。我们的校歌，确确实实是吴校长的心血凝聚成的。这支歌，表达了通校学校的教育方针，体现了我军那种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，它将永远鼓舞通信兵胜利前进！敬爱的吴泽光校长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！
选自《通信兵回忆史料选编》
